2011-1-11 10:20:33 - 余秋雨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终极性领受者。
       本来中国自殷商以来一直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经济、政治中心，但是，因重要而产生争夺，因争夺而产生战乱，因战乱而产生流离，每次中原的战乱总引起百姓的纷纷南逃。晋永嘉年间曾发生过因战乱而有数十万北方士人南迁的典故，这典故在唐宋年间越演越烈。诗人李白曾多次看到北方人因社会大乱而像永嘉年间那样夺命南奔的景象，写诗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除了大规模的南奔之外，在政治倾轧中失败的势力常常被贬谪到岭南，某些有隐潜思想的仕人则通过多方选择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

      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五中有一篇传记写一位叫刘隐的岭南军官如何保护由于种种原因而南下的“中朝人士”的，其中提到当时的整体背景：
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着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这里“唐世名臣谪死南方着往往有子孙”一句，可以李德裕为证。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才过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水急浪高的琼州海峡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几乎难以逾越。当时朝廷的当权者也因为这个海峡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流放等级，离满门抄斩只有几步之遥了。像李德裕这样被流放到这儿还保留住浓重的“帝京意识”的人，痛苦自然就更大。从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什么美感也谈不上了。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们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爱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路上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想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节气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他是一一四五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隔海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就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一一五六年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留十余年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长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断被人告发而一再升级，实在也是够惨的，但他的心态越来越强健，原因是他与海南岛产生了认同，可以有滋有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风物了。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听说市上有猪肉卖，他也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朋友来吃饭：
李光喜欢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它好起来。他支持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遥想当年孔子曾希望鲁国变成一个文明的周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推进儒学教化，孔子的理想说不定要在这里实现呢！“尼父道行千载之后，坐令南海变东周”－－他用诗句写出了自己对海南岛的信心。郡学落成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归，而是浪漫地幻想着如何在琼州海峡间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联结起来：
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祝愿，海南岛已经让他放不下了。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实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岛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那些与他为敌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年依然不放过他，最终还是要把他驱赶到孤岛上来，要说他对此很超然是不真实的。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名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题诗道：“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认为历来海南岛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南差。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有两首可爱的短诗记述这种情景：
最后两句，诗人已把万里天涯当作了理想境界。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阕《减字木兰花》：
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的节奏，谁能想得到竟然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所吟的两句诗可作为这次经历的总结：
这么说来，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至此我们不妨重新来端详一下唐宋时代海南岛的整体形象。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唐宋朝廷的派别和政见，对它来说都太艰深。它没有准备太多的言词可以鼓励受屈者报仇雪恨，它更没有心思和力量去动员人们对抗朝廷。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述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饶有趣味的日子试试看。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热烈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轻轻慰抚。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这一切，使我想到带着母性美的淳朴村妇。

       于是我们也就触及到了有关海南的一种拟人化的气质。苏东坡用那种神秘的语气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也该被人们领悟了。老诗人不经意地遇上了一种柔丽平和、崇尚自然的女性文明。

        这里所说的女性文明，是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象征说法，与老子“贵柔守雌”的主张有点关系。老子说，养育万物的母性文明是绵绵不断的，有时好像若有若无，需要时却用之不尽。他又说，这种文明不管多么雄刚都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女性态，虽然不见得多么机智却能固守寻常道义，纯真如婴儿，宽容如溪谷，外部名声欠佳不去管它，内心有点糊涂也不在乎，只见清清浊浊的水流向着自己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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